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些状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事争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很了解，但这次告状的人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着实不好处理。

尤其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已经听说明军万历四十七年三月间在萨尔浒的一场战争中空前惨败，接下来肯定又得临时征派。这种大环境下，婺源保龙一事已然变得复杂化。倘若他一个错判，灰户们再去巡按或巡抚那里上诉，可能这事就通天了。

拖吧！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夏天。

对于灰户们的上诉，徽州府迟迟没有回应的动静。灰户们没着急，婺源县那边的金德义先慌了神。因为县学士子和乡宦告诉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龙，肯定会立即驳回上诉。可如今上头一直没有动静，这本身便代表了一种态度。

他找到婺源士绅们，抱怨说听信你们一面之词，现在我要吃挂落了。士绅们一合计，不能坐等，得主动出击。

不过诉讼这条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来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级人物很多，他们推举出身份最高的汪应蛟，以私人身份给周士昌写了一封信。

汪应蛟是万历二年（1574年）的进士，历任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天津与保定巡抚、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全靠地方实绩升上来。

严格来说，汪应蛟还没有致仕，仍是官场中人。他的兵部左侍郎，稳稳压徽州知府一头。只不过这时候他因为要养奉父母，留在婺源没去上任。

跟他相比，无论年纪、资历还是官职，周士昌都只是个小字辈。

汪应蛟客客气气地给周士昌写了封信，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指责“豪民犹挟其故智，尝试扞罔，且以乞生胧告台下”，直接给定了性是闹事。关于灰户提出的“乞活”诉求，汪应姣驳斥说：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没烧过灰，人家是怎么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几都也没有烧灰，又是怎么活的？

在信笺的末尾，汪应蛟动情地请周知府“为敝邑造千百世之福，士人千百世之感也”。

汪这种大人物，越是客气，压力越大。周士昌接信之后，顿觉棘手。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辽饷的问题没解决，反复读了几遍汪信，里面却只字未提。周士昌再仔细想了想，才体会到其中门道。

辽饷这事，换了别人，不提是因为不敢提。唯独对汪应蛟来说，不提是不屑提。

汪应蛟在官场上是有名的抗税高手。万历搞矿税时，他屡次上书公开反对，还差点干掉两个天子的亲信矿使王虎、王朝，名满天下。他在天津带兵时，兵饷不够，一般官员会上书请求拨赦或加税，只有汪应蛟一分钱不要，带人引水改造，生生把葛沽、白塘一带的5000亩盐碱地溉成了水田，从此屯田足可济军。

天子的矿税、自家的兵饷，他都顶得住，何况区区辽饷？

汪应蛟只字不提，是在暗示周土昌：你不用怕别人扯辽饷的事，朝廷有什么问题，尽管往我这儿推。周士昌领悟到这一层，顾虑尽去，当即修书一封，客客气气地表示：“日前奸民胧告乞生一词，类有数纸，初亦准其一。行县查勘，不谓次日又来苦诉，若扼其吭而夺之食者。然此种十词九谎，有何成心。”

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分寸，一口咬定灰户们是胧告—胧即含糊不清，类似于莫须有，是十词九谎。既然他们说的都是谎话，烧灰助辽饷什么的自然也是瞎说八道了。

给汪应蛟私人交代完以后，徽州府从程序上，正式驳回了所有灰民的诉状，并且指示金德义知县，要全力配合烧灰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金知县那边，紧锣密鼓自不必说。县学这边，更是战意腾腾，士绅们推举了一位叫余懋衡的官员前来督战。

余懋衡也是个朝野知名的人物，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在陕西巡按任上时，公开举报税监梁永贪渎，差点被后者毒死。两人大斗一场，结果是梁永撒回御马监，余懋衡也丁忧回家。后来他被启用为大理寺右寺丞，可惜身体不好，正在归乡养病。

有这么一位额头生角的狠角色压阵，自然让莘莘学子士气大振。

余懋衡为婺源县学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战前动员书。这封信可称得上杀气腾腾，劈头就说：“顽民违禁凿龙，椎锐之声，火焰之气，十余里内若裂若开，意欲何为？”

余到底是进士出身，几句论述，灰户嚣张气焰，跃然纸上。他紧接着笔锋一转：“闻虽拘拿数人，照旧锄石烧灰，视衙门若儿戏，此乱象也。将为兵火城郭之忧，岂止科第财富之凋残已耶！”

这句就更狠辣了。这些人私自烧灰，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不管，恐怕是要化身流贼谋反啊。到时候，倒霉的又岂止是教育部门。

一下子，立意就高了，性质从保龙上升到平叛。

尤其是一说起灰户乞活的事，余懋衡的排比句汹涌而来：“嘉靖甲子以前未烧灰，未卖灰，顽民依旧吃饭，依然种田。别都之民无县龙可凿，无灰可烧可卖，依旧吃饭，依然种田。茫茫四海，为商，为贾，为匠，为工，何技不可度活？”

其实余懋衡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写过一篇《北乡富敬堂记》，里面分析婺源务农之艰辛，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明白灰户为何铤而走险。只不过为了龙脉安危，余大人也顾不上许多了。

最后余懋衡呼吁广大学子：“残县龙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残其龙，自伤其脉，不智甚矣！吾辈若不亟为力禁，坐视凌夷，亦不得谓之仁，不得谓之智矣！剥肤之灾，坚冰之祸，勿谓吾言不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