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朱元璋一直没闲着。
平定四边、改革官制、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天下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处理。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还抽出空来搞了空印案和胡惟扁案两次大清洗，日子过得相当充实。
一转眼到了洪武十四年，算算日子，十年了，差不多到户帖第一次更新的时候了。朱元璋没打算做简单的数据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统的全面升级。
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户。
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国家机器想达到这个境界太难了。
大秦帝国尝试过一次。秦的基层组织，每三十户设一位里典、一位伍老；乡一级有啬夫、三老、游徼。这些人都属于政府公务员，负责治安、征税、司法等庶务。上一级的县令或县长对他们有任免、奖惩、指导工作的权力。
在这个结构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
可是当时没有纸，更没有电话和电报。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处基层，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别的不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奏章，可想而知全国工作量有多少。
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再严苛些，指望民众畏法谨行，老实不生事，以此减少管理负担。可是，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直到结构不堪负荷。
秦代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这个无视管理成本、希望彻底掌控基层的轴劲，也算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
后来刘邦就学乖了。西汉虽然上继秦制，但法律上“约法省禁，蠲削烦苛”，同时在基层官员的选拔上懂得妥协，把很多权力让渡给地方上的大族。汉代的地方豪右、强宗之所以那么强大，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在管理上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
【注释】
约法省禁，遇削烦苛：汉初吸取秦亡于严刑苛法的教训，立法思想转变为法令要简约，刑罚要宽疏1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废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
此后历代王朝都吸取了这个教训。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财税、军权和意识形态解读权等大节，把一部分琐碎的事务管理权—比如小规模的司法、治安、公共工程、社会福利等—交给地方上自决。
谁来自决呢？自然是当地的乡绅、豪强以及宗族等等。
比如你跟你弟弟要分家产，先不用去衙门，由本家族长主持公道；谁家闺女私奔了，不用惊动县官，由本村德高望重的缙绅决定惩治手段；闹了小偷强盗，暂时不必请官兵围剿，十里八乡自结义勇，巡逻捉拿；修桥、兴学、义庄之类的公共事业，也不用朝廷特别拨款，当地乡宦富户捐几轮钱就凑够了；赶上规模不大的灾荒，地方上也可以自行赈济。
甚至像征收赋税这种大事，官府有时候都可以外包给包税人，自己坐等收钱。比如宋代有买扑之法，规定凡税收千贯以下的小集市，官府只向包税大商人收一笔定额税，至于商人再从集市里征税多少，官府不再监管—所谓“许人认定年额买扑，更不差官监管”。到了元代，包税之风更是盛行。
有句俗话，叫“皇权不下县”。很多人将其误读为皇权管不到基层，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
这个话题，不能简单以“下县”或者“不下县”一概而论。它并非一个“是否”问题，而是个程度问题，探讨的是政府给地方自治让渡了多少管理权，有的朝代多点，有的朝代少点，历朝历代程度均有所不同，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下县的皇权，也不存在一点都下不去的显权。
这种让渡管理可以保证统治效率，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让地方坐大，形成和皇权对抗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对中央朝廷的指令进行过滤，对自己有好处的，加码执行，对自己不利的，蓄意扭曲或者对抗。
在明初那会儿，这个问题格外严重。元代粗放型管理持续了一百多年，地方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小圈子。中央政令下发到地方，
下发到地方，执行难度很高。朱元璋曾经发狠，强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户迁入京城，算是一力破十会。但这种手段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这么硬干。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
十年之前，户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但出于种种客观原因，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协和折中，他觉得很不痛快。经过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实践，朱元璋觉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放手来玩一回大的了。
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后，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一次狠手。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
第一、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第二、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
这两个目标看起来背道而驰，怎么可能同时完成？朱元璋是不是想得太美了？面对质疑，他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把目光投向江南一处叫湖州的地方。
原来早在户帖制推行的洪武三年，朝廷便已经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个平行的试点工程，叫作小黄册。这个小黄册试点工程，和户帖制的内容截然不同。
小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叫作“图”。一图之内，一共有一百户人家。每十户人家编成一甲，从中选出一户甲首来管理，一百户人家正好十个甲首。再设置一位里长，为一图最高长官，负责掌管这十个甲首，直接向县级衙门汇报，不过不算政府编制。
接下来，就到了规则的关键部分。
无论“甲首”还是“里长”，不是由上级全权指派，也不是由基层民主选出。这两个职位的选拔方式，居然是轮换制。
首先这一百户人家按照丁粮多寡，排出一个次序。前十名的富户，按照排位轮流担任“里长”一职，每户任期一年，十年为一轮。
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户，则担任甲首，每户分管九户人家—这九户人家里也包括不当值的里长候选户，他们的任期也是一年。到期后，由甲内人家进行轮换，十年一轮。
也就是说，以十年为周期，一图之内的每一户人家，一定会有一年担任甲首，也有机会担任一次里出
这一百户人家，统一编入一册户籍档案，叫作“小黄本”….啊，不对，“小黄册”。这个制度，就叫作“里甲制”。
每一年催办税粮军需时，县里把命令下发至当值里长，然后当值里长会召集十个当值甲首，让他们各自回去督促手下十户（包括自家）交税。严格来说，十个甲首能管辖到的，只是九十九户，因为始终有一户在担任里长。
你轮值到里长这个职位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赋税，反而要承担额外的管理责任，如果管户交不起，你还得替他们把缺额补上。为什么要按富裕程度来选派里长？就在这儿等着呢。
除了这些，里长、甲首还得负责排解邻里纠纷、文书作保、治安巡检等琐碎的庶务，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居委会、公证处加联防队。
这些庶务，原来都是由当地富户、乡绅凭借威望来主持的，几乎每一个村里都有一位土皇帝和几家大族掌握着权力。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人人有机会当“甲首”，有实力竞争“里长”的人家也比从前多，小小一个乡里诸侯蜂起，这土皇帝自然也就当不下去了。
而且每一百户为一图的强行划分，把一些体量庞大的家族给分割开来。每一个分家都有自己的甲首和里长要竞争，再想让他们抱团可就难了。
里甲轮换制的毒辣，可见一斑。
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很巧妙，皇权暂时下不去，那我就把你们的权力进一步切割切碎，分散给更多人。一块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权力最大，大家都得听他的；现在朱元璋扔过来十把刀，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切一下，原来切蛋糕的人自然权威丧尽。
它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力做了进一步细分，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这一招看似让基层更加分散，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
更绝的是，无论里长还是甲首，都是从一图之民中遴选出来的。他们没有官身，更没俸禄，该职位的工作支出—比如小黄册的制作费用—均由集体公摊。对官府来说，不需要承担管理人员的成本。如此一来，提高基层掌控力和减少管理成本两个目标，不就都实现了吗？
这个里甲制的高明主意，不是来自户部，而是来自隔壁单位的刑部尚书开济。
开济是洛阳人，曾经在察罕帖木儿麾下任掌书记，是个管理方面的天才，深悉人性。他把南宋流行于绍兴的甲首法拿来改造了一番，遂成了具有大明特色的里甲制。
【注释】
察罕帖木儿：元朝末年有着非凡军事才能的将领，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在山西、河南等地镇压红巾军，后攻破韩林儿龙凤政权的都城汴梁，升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为贰丞相，掌军国重事，是朱元璋非常忌惮之人。可惜，后被降将田丰、王士诚刺杀。金庸小说《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亲汝阳王，即以察罕帖木儿为原型。
掌书记：据《史·百官志》所载，枢密院下设详定使司，负责在四方献策中择其善者上报皇帝。司内置掌书记二员，正七品。察罕帖木儿执掌河南行省时，兼任河南行枢密院事，开济为河南洛阳人，在其麾下任掌书记，掌管详定使司内文书往来与记录。
这个里甲制度始创于湖州，然后在东南几省试运转了十年，效果相当不错。朱元璋有了底气，遂在洪武十四年正式开始在全国推行。
全国版的“里甲制”，是以湖州版为基础的2.0升级版，两者的运转逻辑基本一样，但在细节上做了很多改良。
比如说，除了农村的“里”之外，还设了两个同级别的建制：城市的户口，叫作“坊”；城郊户口，叫作“厢”。再比如说，除了民户之外，军户和匠户也各自造册，甚至有度牒的僧道等宗教人士，只要你有寺庙庵观以及田产，就同样得建黄册，不得例外。
再比如说，一里所囊括的户数，不再是一百户，而是一百一十户。
在所有的改动里，最醒目也最深刻的一个变化是：里长和甲首的职责不一样了。
湖州“里甲制”对里长、甲首的职责描述，是“催办税粮军需”“追征钱粮”。而在全国“里甲制”的框架下，里长、甲首多了一个职责。
俩字：徭役。
中国老百姓历来要承担两种义务：一种是税赋，要么交钱要么交实物；还有一种是徭役，要出人力。比如要兴修水利，比如运送军需粮食，再比如地方官府还有些迎来送往、日常修葺的琐事，都要征调人力来做。
这些活都是白干的，没有工钱，服役者往往还要自备干粮。
徭役对百姓的压迫，比税赋更可怕。税赋虽重，只要你辛苦耕种，总能凑出来。可一旦你去服徭役，自备干粮是一重负担；家里损失一个劳动力，导致田地抛荒，是二重负担；税赋可不会因此而减少，最终成了三重负担。对百姓来说，服一次徭役，等于三倍付出，这得多可怕。
但是官府又不能不重视徭役。没有这些免费劳动力支撑，古代政府根本无法主持大型工程，无法维持府衙日常运作，更没办法在战时组织军事行动。
朱元璋建起里甲制，就是打算以其为经纬，把徭役分配给每一户人家，叫作“配户当差”。明代徭役分成“正役”和“杂泛”两种。正役是国家征调的各项工作，除此以外都是杂泛，内容极为庞杂，如民夫、皂隶、库匠、轿夫、伞夫、狱卒等。里长和甲首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带领一脸不情愿的老百姓去轮流服这些徭役。
具体规则是这样的：
全国版的一里之内，一共一百一十户，分成十个里长和一百户普通人家。一百户人家里，每十户立为一甲，甲里选一户为甲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