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这件事可以用沟通不到位来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陆晴确确实实是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

就像她忘记来接我的理由也懒得编一编，直截了当一个忘了，再加一句，今晚的活动很重要不能缺席，就草草揭过。

更多的是，她认为我该理解她，体谅她，毕竟一次事关她能不能晋升的活动晚会，怎么着也比接我回家重要。

她甚至觉得我不懂事，最后用哄小孩的语气跟我讲，姜老师，别这样啦，乖好不好。

好个屁。

一个蜻蜓点水，点到即止的吻，什么也代表不了。

尽管我真的确实还喜欢陆晴，再次见面时，那种熟悉的感觉直接占据了我整个大脑，像是延续一段未完成的音乐，仅仅是再次回忆编曲的过程，就无法自拔了。

但我不认为我们还会在一起，还能在一起。

我无法忍受陆晴事事不以我为先的做派，陆晴大概也不能接受和甩了自己的人再在一起。

所以那晚过后，我们都很默契地没提这件事，一切回归正轨。

三月初，舞台剧首演的日子快到了，所幸是在周末，连演两场，陆晴给了我两张票，说哪天都行。

我回复她好的。

过一个小时，她回，不来也行。

一句给自己留退路的话，也托住了她的自尊，我发笑，但存心逗她，就又回好的。

这次陆晴没回，一句是留退路，两句就有点像期待嘱咐了，对于这个度，她倒是把握得很好。

演出在晚上七点，一百二十三分钟，我事先定好花，又去理了个发，准备精精神神地去看，完了再庆祝陆晴演出顺利，顺便吃个夜宵什么的。

吃什么我也选好了，小南街新开家西餐厅，评分高环境好，很适合陆晴。

但世事永远难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一通电话，改变了我的目的地。

打电话的是我素未谋面的姑妈。

我叫姜卓，父亲叫姜国邦，母亲叫赵丽花。

在很小的时候，我住在乡下隔壁吴姥姥家，而我的父母亲外出打工，一两年回来一次，简而言之，我是个留守儿童。

带我的吴姥姥不是亲姥姥，只是因为她无儿无女无老伴，到老只能给别人带孩子才赚点柴米油盐钱。

她很刻薄，说起话来也尖酸，最喜欢坐村口老槐树下端个簸箕一边理菜，一边骂街，所以我不喜欢她。

五岁那年，吴姥姥死了，被那棵老槐树掉下来的树枝砸死的，有人说是村里请人来给老槐树修剪树枝埋下的隐患。

也有人说，是她骂了太多，老槐树听不下去，才砸死了她。

但不管怎么说，没人管我吃喝了。

姜国邦和赵丽花在我连着饿了三天后匆匆赶回来，他们看着我叹气，眉毛眼睛皱成一团，最后姜国邦一咬牙，说多我也就多张嘴，大不了读完小学就出去打工。

我跟着他们去了城里，本以为好日子要来了，结果刚读完小学，姜国邦出轨，赵丽花头也不回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