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魁楚那儿能立监国，我岂不能立皇帝？”

就在此时，唐王送上门来。于是在苏观生的扶持下，唐王于十一月初一就监国位，继而在同月初五登基，改明年为绍武元年。绍武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登场了。

其实，丁魁楚是在听闻广州唐王登基的消息后，才匆匆催促桂王登基的。故率先监国的是桂王，率先登基的却是唐王，这场皇位之争就是如此荒唐。

但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朝廷的资质，永历帝都要胜过一筹。永历帝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废除了历代明朝皇帝必设的东厂制度。东厂乃是直属天子的密探机构，权势滔天，残暴跋扈，从百官到庶民，无不谈之色变。东厂废止令一出，世人无不雀跃，称之为治世之开端。不仅如此，永历帝还废止了选秀制度，这亦是千百年未有的良政。相比之下，唐王绍武帝完全是苏观生出于私怨的产物，根本不值一提。

在立监国一事上迟了死对头一步，苏观生不想再落下风，于是迫不及待地让唐王登基。新君登基前必须有祭天告祖、登基大典等仪式。但永历帝在肇庆的登基却尽可能摒除了虚礼缛节，一切从简。

据说此次登基典礼简朴且肃穆，在场臣子无不动容。其中一名出席的大臣描述道：“在国家危亡之际，典礼理应从简。此典礼朴实无华，然处处包含着复兴大明之祈愿，可谓成功。”

相较之下，唐王绍武帝在广州的登基大典则沦为世人的笑柄：粉饰太平的繁文缛节贯穿始终。为了筹备所需的宫殿、服饰、卤簿，苏观生可谓日理万机，奔走各地。大典当晚，广州的家家户户必须点红灯笼，以庆祝新君登基。白夜如昼。国家危亡之刻，此举可谓荒谬。绍武政权刚成立不到十日，便任命了数千名官吏。官吏走马上任必须着朝服，而广州物资短缺，怎可能有数千朝服。故而便有了新任朝臣借戏服上任的笑话。

当时的人们对此戏谑道：“二百里二帝。”明代“一里”约合五百六十米，所谓二百里实则不过百里。肇庆和广州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八十余里，且两者皆为珠江—西江的沿岸城市。

山河破碎，疆土大半沦陷，福建也岌岌可危。此等危急形势下，明朝的残存势力更应该齐心协力，共图复兴。然而两方非但没合作，反而争相上演登基的闹剧。永历帝身边有干臣辅佐，又凭借朴素的继位典礼、废除东厂、停选秀女等一系列良政，在这乱世中博得了一些好名声。而绍武政权则被苏观生一人掌控，可谓臭名昭著。苏观生还给彼时横行广东沿海的四姓海盗首领郑、石、马、徐一一加官封爵。

“这可如何是好……”永历帝不忍看皇族间同室操戈，决定晓之以理。永历帝和心腹商议再三，决定派雄辩之士彭耀、陈嘉谟前往广州求和。两人皆是天主教信徒，每逢周末都要开展说教活动，故而练就了一副巧舌如簧。然而如今是要和广州政权的激进派说理，这怎能和传教相提并论？任他们说破了嘴皮子，绍武政权就坚持一点：率先登基者为正统！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肇庆桂王明知广州唐王已继位，还执意登基，可谓谋反。对此说法，彭耀只能以事实反驳：桂王永历帝率先监国！所谓监国，就是在国君缺席时代理国政，简言之便是准国君。桂王在唐王之前就任监国，和皇帝一样，监国也只能有一人。唐王监国本已有违天理，遑论之后的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