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高级别的艺术品展览分为三个阶段，藏家预展暨开幕仪式，预展，和公众开放展。

最后一种的观众凭门票入场，前两种预展的嘉宾都是靠发有限的请柬邀请，数量加起来也比前者少得多，但不用说，展览会的交易额几乎全部由参加预展的少数人贡献，买得起又愿意买的藏家不大可能会在公众日混在一众背着长枪短炮的文艺爱好者中。

这次的新博在新加坡的东南亚文化中心举行，有来自十五个国家的四十一家画廊参加，大部分来自亚洲，还有很多独立摄影师、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作品参展，总共为期四天。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展，也不是第一次入围某个大奖，但这的确是我回国以后参加过的最高级别，除此之外，似乎我尚未得到主流体系的接纳。我在艺术上一向自我，并不在意什么权威给予的奖项，可人即使能够摆脱对虚荣的追求，也无法否认对认可和肯定的渴望，这是存在于人的社会性里的需求，我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尝到甜头以后。

我们一行三人在开幕式前一天到达新加坡，因为行程仓促，我没有时间提前去看会场。等到我在正式的开幕酒会上，看到我的《甲米河的夏天》占了一整面墙端端正正挂在那儿时，我有一瞬间的呆楞，然后就是深深地震动。

是的，我被自己震到了！

原谅我作为一名画家的自恋，在长期穷困的摸索中，没有资助没有签约，如果连自己都不欣赏自己，怎么可能坚持到现在？自恋是一种好习惯，给所有的辛苦一个完美的借口——我只是怀才不遇，总有横空出世的一天。

距离我上次见到这幅画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完成后不久就被陈姐拿走了，此刻在这里见到，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张画出自自己笔下。

画中是我国南部一个山村的日常生活，几个少数民族的姑娘在河边洗澡洗头发，脱下的衣服饰品放在河边的石头上，她们都赤着上半身或站或蹲在清浅的水里，神态自然而愉快地享受着炎夏里的清凉。动作优美柔软，面容俏丽秀雅，无拘无束地沐浴在日光中……美得不像凡人。

天知道，虽然这张画在我的大幅作品里，身体的裸露算是多的，但我在画的时候没有半分挑逗之意，一心一意表现纯朴的民风和远离市俗人们的生活状态，笔触真实而朴素。越是裸露，越是纯洁，那些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人物，反而带着旖旎的粉红泡泡，这是一种趣味，也是调戏传统的审美。

可是，眼前《甲米河的夏天》被顶上三展射灯一照，饱满结实的身体反射着白得晃眼的光泽，画风显得不大对劲。

于是我去找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撤掉射灯，一番交涉，他们答应酒会结束后会把灯光换掉。我接受了这个安排，转回会场。途中，我听见李时的声音，便寻着过去找他，走到转弯处才发现他和陈姐在一起，似乎在争执什么，语气都很不好，隐约能听见几句指责。他们俩关系一向不错，很多处事哲学和方法论还很类似，发生这样的“意见不合”很少见。

我压制住好奇心，收住步子，一个人回到酒会。

很快，颁奖仪式开始了，一个个奖陆续发出，终于轮到“美术特别奖”。不用掩饰，我站在人群中，内心的期待全部反应在身体上，血流加速，手心冒汗，连呼吸都不由变得小心翼翼，生怕错过了宣布的信息。

好在李时及时出现在我身边，他捏了捏我的手腕，又轻轻拍了两下。我转过头看他，他也看着我，脸色不似平时自然，但还是给了我一个安心的微笑。

这个笑容很有用，正如过去每一次大悲大喜的关头，只要有他在，我的情绪便能平复下来。这是在长期磨合积累下来的信任和依赖，不需要语言，一个表情或者一个眼神，便能传达最真心的支持。这是同志般纯粹的友谊超过了自私脆弱的男女之情，作用在我身上的结果。

但是今晚，他紧握的拳头表明他比我还紧张。

这时，我听见那个操着浓重南洋口音的新加坡美术协会会长用中文和英文分别念出了我的名字，其实就是重复了一遍，接着四周响起了一阵不太热烈的掌声。

李时脸上的笑容忽地变大，变成了强烈的喜悦，攥紧的拳头终于松开，用力地鼓掌。

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心里涌起一阵狂喜。

李时第一个拥抱了我，然后是陈姐，接着是几个认识不认识的画家，向我表达祝贺。

不出五分钟，那座铜制的酷似金字塔的奖杯到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可在我心里的分量已经轻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得不到的才珍贵，一旦收入囊中，便立即贬值。

陈姐把奖杯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还给我，说：“干得不错，接下来该我上场了。”

看她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我问道：“你要干什么？怎么感觉我们好像是诈骗集团似的。”

“当然是要把你卖个好价钱。”

我纠正她：“是我的画，不是我。”

她挥挥手：“没有区别，你的价值就是你的画的价值，谁会把

毕加索克里姆特和他们的画分开来谈？”

“……你说是就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