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睡觉，气色看起来就像刚刚呕吐过，尽管如此，却还是必须朝气蓬勃地出现在办公室里：这该怎么办呢？我洗了头发，穿上最讨人喜欢的衣服，为了使化妆做得完美无缺，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幸运的是，罗默尔太太还一直病假没来呢。我先是呆在她的办公室里(即便没有迪士高)，在她那儿我可以少惹来同事好奇的目光。可是，头儿一早就进来了。“您瞧，您今天的气色多好啊，罗默尔身体一有好转，马上可以发觉您也有了朝气。那只迪士高和您每天去医院看望，无疑成了您的一大包袱。不过您今天看上去就像生活在青春年少时候一样！”
“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回应道，这时我已经大汗淋漓了。因为昨晚一整夜，我的牙齿一直在打战，所以现在只会是以很厉害的头部充血来替代了。
“我当然了解我自己了，”我的上司肯定道，“不过现在您有的是时间，可以弥补一下损失了，”说完他慈父般亲切地将一份档案放在写字台上，然后他就出去了。我中途出去买了份《莱茵内卡报》，可还没来得及翻阅一下。还好昨晚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刊登在今天的报纸上。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时，听见有两个年轻的打字员在窃窃私语，并看了看我，还压低着声音咯咯笑。很清楚，她们是在说我。本来嘛，我对公司的大多数员工保持着一种同事般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太密切。培训学员和年轻职员们稍稍有点怕我，因为我无法容忍他们做的那些吊儿郎当的事儿。一旦有什么事他们没做好，我就会让他们重做一遍。一般来说，他们还会为此而感谢我，因为如果你不能及时习惯于有纪律地工作，那么你就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处处碰壁，就会发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的事了。但无疑，有的人觉得我太严厉，偶尔也会挑拨我几句。
我现在也知道，她们是在说我的穿着呢。这些年轻的姑娘当然也注意到了，我最近一段时间打扮得越来越年轻。我肯定是想在今后以一个引人注目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事很快就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可从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即便我年轻的女同事想要跟我谈起“谁和谁”在说坏话的时候，我甚至当即严厉地打断他们的话。然而，通过我的内线罗默尔太太，我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信息；因为罗默尔太太是一个年高望重的人，所以我才允许她偶尔给我传话。
难道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严肃的角色变得不那么可信了吗？难道是爱情无意间从我的眼神里流露出来了吗？璧德前不久曾对我放肆地评论过一次，她具有女性特有的敏感直觉。
不管怎么说，我得挺过今天这个日子，于是我在药房里买了点轻微的镇静药，早早上了床。可我没有马上想到要睡觉。出现在我眼前的是那些血淋淋的场景，希尔柯的绿衬衣慢慢变成了殷红色，还有受伤的维托德。是我杀死了这个女人！维托德不是杀人凶手。还有更可怕的可能——我至今还没想到呢，那就是，虽然我打过一枪，也许她还没死去呢。
第二天，消息刊登在了很多报纸上，包括一星期出版一次的《拉滕堡周刊》上：拉滕堡教师之家神秘谋杀案昨天凌晨一时许，警察发现了四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希尔柯·艾的尸体。个中原因，至今未明。其丈夫大腿旁中了一枪，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警方迄今仍无法对其进行审讯。无论是死者，还是这位受伤者，在此之前均酗酒过度。现场未找到作案凶器。
在院子里和地毯上发现有脚印，疑为第三者所为。其大儿子目前在土耳其度假，故未联系上，二儿子在海德堡某医院服民役，在那个可疑的时间里他正在值夜班。警方正在寻找一名鞋码四十一、夜里在所属大街上行走的高个儿男子。
另外，警方吁请那名打电话的陌生女性，迅速与拉滕堡警察局联系。
晚上，璧德打来电话。
“你看了《曼海姆晨报》没有？”她问。
我马上预料她会问，于是尽可能无所谓地说道：“看了，怎么啦？”
只要能向我谈起轰动性事件，璧德总是那么高兴：“你看过那篇《教师之家谋杀案》了吗？”
“好像看过吧，”我嘟哝着说，“我倒没太在意。”
“你没想到吧，”璧德开始唠叨，“那就是莱纳·恩格斯坦的家，我最近跟你讲起过的那个人。他太太被枪杀了，他受了伤。人家告诉我，她是一个酒鬼。嗨，我说，也许是他杀了她，然后为了避开他人的怀疑，往自己的大腿上开了一枪。”
“你这么认为吗？”我问道。
“嗯，去年我在这儿的业余大学听他课时，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不过杀人犯脸上又不会写字。”
我当然想为维托德辩护一下，可我自然不会那么傻。
“难道就没有什么第三者在场吗？”我问。
“那一定有，”璧德回答，“或许这是一次完全普通的抢窃案，而警方只是尚未肯定究竟被偷盗了什么。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谈了好多莱纳·恩格斯坦的事，有可能是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搞上了。但大
家都认为，对一个做教师的英俊男子起疑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发现，迄今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在寻找一名高个儿男子；我第一次觉得我有一双大脚有多么棒。维托德尚未正式被怀疑。那个女人倒真的是酒徒，这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无疑，他们的婚姻想必出现了问题。而且一旦维托德真有女友，那她或许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在我的监视时间内。可他始终一个人坐在写字台旁，万般孤寂地工作着。虽说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但我还在盘算着事态将如何发展。在此之后我将如何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下好了，这起偶然事件助了我一臂之力。
首先我需要的是情报；我每天买上一份本地报纸。对这起谋杀案有了点小小的线索：警方已发现了多处足迹。
维托德是否已被拘留？我从曼海姆的一个电话亭里往他家打过多次电话。多数情况下没人接电话，有两次是他儿子接的。“马克西米利安·恩格斯坦。”他说道，声音像他的父亲。
璧德是否已了解到了什么消息？我决定周末去拜访她。我需要一个像她这么能唠叨个没完没了的人，这样一种能力是我所不具备的。
“你过来吧，”璧德说道，“莱茜也在，我们可能去看电影。”
一方面，我对这个怀孕的稚气未脱的莱茜根本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她又是惟一的一个人，也许我可以通过她的女友，即那个和维托德的儿子马克斯是好朋友的女友，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呢。
莱茜起先只是谈自己的身孕，到生孩子还有整整八个月。对这个值得怜悯的胎儿，我才无所谓起怎样的名字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莱茜很友善，并加入到了这种低级的闲扯中。不过我的建议她们完全未予考虑，莱茜脑子里想到的是阿拉伯人的名字或古罗马人的名字。
可一转眼，璧德开始提起恩格斯坦一家来。“如果生的是男孩，你干脆就叫他维托德好了！”
“哦，我的天哪，出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可别再叫这个名字了！”莱茜厌烦地嚷道，“你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的，妈妈！”
“怎么，他又不是凶手，”璧德说道，“难道他真是凶手吗？究竟听到什么新闻了？”
莱茜讲起昨天和女友爱娃通过电话，马克斯完全垮掉了。明天是葬礼，可尸体还一直在法医研究所放着呢；通过电台的寻人启事，他们也终于找到了在土耳其度假的那个兄弟，他定于今天回来。
“那父亲呢？”我问道。
莱茜说，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天，一直受警方的审讯，但现在可以回家了，不过不允许他外出旅行。另外，他精神沮丧到了极点。
我问，那警察是否已经知道，究竟是谁谋杀了他的妻子？
莱茜继续说，看样子那个恩格斯坦似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像他也没有受到直接的怀疑，然而警方谈到要送他去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事。
“可是这样不就是又要怀疑他了吗？”我插话道。
莱茜，这位体育专业的女学生，耸了耸肩膀。“坦率地说，这位老人对我是无所谓的。我遗憾的是这个马克斯，包括这位克里斯托夫，尽管我几乎就不认识他。母亲被杀害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接着插话说，这位母亲是酒鬼。
“那又怎样？”璧德问道。
幼稚的莱茜斥骂我：“母亲总是母亲啊，”于是我就乘机将这一话题引开了。
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但我四个星期没有去拉滕堡，虽然这段时间里我又得伺候迪士高，晚上还得带着它去溜达。它现在也不走远路了，我完全不用开着车去哪儿，只有一次带着这条狗到了那个街区附近，让狗在梧桐树边上嗅了一会儿。没准维托德已经受到监视了，他的电话被窃听了，没准这里的哪个居民认出我来了，就连我的小车和狗也会勾起他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