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的视线。

轻松的寡头政治成为一种长久的模式，但1896年的大选却打破了这种模式。一时间，平民主义似乎确实对财阀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平民主义失败了，其原因不单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青睐那些资金雄厚、组织完备的人,也是因为平民主义的领导层缺乏一种将那些可从改变中获益的不同群体连接起来、弥合其分歧的能力。在种族与地域千差万别的浅水区航行时，平民主义这艘船搁浅了。

美国的政治裂痕

商业利益阶层与富人在1896年的恐惧并非反映过激：许多美国人对自身处境深感愤慨。农民受粮价下跌、债务缠身之苦，怨声载道，躁动不安。许多产业工人也是如此，他们或是丢失了工作，或是在1893年市场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中被削减了薪资。虽说在那个年代，用武力对付工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尽管如此，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普尔曼罢工遭遇的镇压之残暴也是骇人听闻的。

但最终，身为民主党人并获人民党提名的布赖恩依然失败。财力的缺乏与选举造假的泛滥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布赖恩也未能将美国怨言满腹的各个群体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

这不足为怪。“镀金年代”经济秩序中的输家，也就是最终从“新政”中获益巨大的那些群体，是沿着三条断层分裂开来的。在1896年，这三条断层或许是无法弥合的，而且布赖恩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能够弥合这三条断层的合适人选。

首要的一条便是城乡分割。虽然1896年的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强国，但人们大多依然以土地为生。1890年，64的美国人住在乡下，还有14的人住在25万人以下的城镇。城市居民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即便晚至1930年，美国的大多数选民依然来自农村与小城镇。

然而，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革新联盟，就需要城市工人，因为单一的农村运动无力赢得白宫。但人民党人来自美国农村与小城镇，几乎无人知道如何去争取城市里的潜在盟友。布赖恩决定，几乎全盘以银币的自由铸造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实际上是要求采取刺激通货膨胀的政策，以降低农民的债务负担，但此事与城市工人完全无关。

农民与城市工人无法协力并进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与土生土长者之间的文化与社会鸿沟。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1910年达到147的高峰，他们大都住在城市地区，尤其集中在最大的城市里。那一年，41的纽约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本土的美国人的确将这些移民视为外国人。直到20世纪爱尔兰人还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年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 sith）竞选时，就遭“三k党”人以燃烧的十字架对待。那时，爱尔兰人已经是美国种族混合体里年代久远、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移民人群，即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等族裔还不如爱尔兰人的境遇。当时人们以同样的敌意对待这些移民，声称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的对待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民与移民的互不理解因为禁酒令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们为何要将酒视为洪水猛兽，极度的恐惧甚至促发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我们需要时刻谨记，我们所认定的本应主宰昔日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常常被一些事后看起来很荒诞的争议挤出公共视野）。而且农村抵制酿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萨斯州既是平民主义的诞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乡。有人也许会说，禁酒令就是最初拿“价值观”做文章的例子，它经过了天衣无缝的策划，目的是要在贫穷的新教农民与贫穷的城市工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后者有许多来自天主教文化圈，将饮酒视为一种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说，当时的两党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是最难以弥合的。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只受到南方人民党人的关注，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13，绝大多数是穷困的农民。白人农民与另一肤色的农民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否与后者协力并进呢？

长远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将是，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劣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但也可看看当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条道路。南方人民党人的领袖、佐治亚州的汤姆·沃森（to 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响的《南方黑人问题》一文中呼吁两个种族结盟。

为何黑人受到的宣教总是：他的白人邻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对他征税的北方人爱他？我的佃户为何不能将我当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剥削我们两人的制造商视为朋友？为什么我们要长期实施将黑人推向北方政治家怀抱的政策……20年来，南方原本每时每刻都可以将金钱势力弃如敝屣，耐心地教导黑人，倘若我们的体制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其

中也不会境遇悲凉；倘若我们的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那么在这样的法律之下，我们也不会繁盛兴隆……因此在我看来，结论似乎是：南方的两个种族努力挣脱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他们会意识到，导致各自处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废弃恶法、订立良法的努力中，他们应彼此互助，他们应结成政治盟友，一损俱损。伸张正义，对彼此都有利。而基于互利、互谅与互助的一般性准则采取行动，将使今日变为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石。但沃森提议的联盟从未成形。在1896年赢得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时代表两党参选，而当时沃森只在布赖恩的人民党候选名单上是副总统提名人。在民主党候选名单上，布赖恩选择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竞选搭档。于是，组建一个跨越种族鸿沟的平民主义联盟的机会就失去了，这个机会直到几十年后才重现。沃森本人在晚年变成了一个粗暴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犹分子。

19世纪90年代重创平民主义的裂痕，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重创改革者，只需看看1924年和1928年的总统大选就一目了然。1924年，由于城乡之间的水火不容，民主党大会至少需投票103次才能选定一名候选人。纽约州州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但在大会上，他遭到了伍德罗·威尔逊之婿威廉·麦卡杜的反对。麦卡杜本是个公司法方面的律师，却改头换面成为一名文化平民主义分子—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见。正如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他“照着布赖恩的形象打扮自己……他迎合‘圣经地带’（指美国南部与中西部新教正统派流行的一些州。—译者注）的宗教狂热。他甚至小心地对‘三k党’不置可否”。在大会上曾有人提议将谴责“三k党”的内容写入会议纲领，却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决。最后史密斯和麦卡杜均未获提名，胜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选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戴维斯。副总统提名人是布赖恩的弟弟。不用说，这个竞选组合最后一败涂地。

四年后，史密斯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轻松获得提名，但旧日冤仇很快再度露头。一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致信麦卡杜说，史密斯打算取悦以下人：“外国人，他们觉得‘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旧日美国令人憎恨，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们渴望在社会上平起平坐，赢得种族优势；天主教徒，有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格入主白宫；犹太人，也将有人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感觉，即上帝的选民严惩旧日美国的时机已到。”在选战中，“三k党”一直在煽动反天主教情绪—在史密斯的车队驶过俄克拉何马州时，他能看到熊熊燃烧的十字架。那个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党的坚实地盘，但史密斯还是输掉了所有的边界州，以及旧邦联的五个州。

简言之，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经济利益相同的人群由于内部的文化与种族裂痕，无法对极端的贫富分化构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挑战。今昔的区别在于，“长镀金年代”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时，即便在政界领袖里，眼界能超越这些裂痕的人也比较少。这就让我们看到“长镀金年代”的另一个特征：保守的反政府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统治。

保守派的思想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名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的专论。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6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10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量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是否会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10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么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

，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爆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事件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恐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即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初步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福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4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成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波旁民主党人”竞选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530万美元，共和党是630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无独特之处，终遭惨败。

随着时光的流逝，史密斯日益沉溺于保守主义的教条。在1932年的民主党提名战中，他为商界代言，反对变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自己的失败。门肯的评述最为一针见血：“结交富人明显动摇、改变了他。他已成为一个高尔夫球手。”

罗斯福“新政”的根源

1928年美国大选之后，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无敌手，自由主义已无力回天，在一位现代的观察家看来，这样的政治气氛与不久前的记忆相仿：2004年大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