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他反问道：“我们能打吗？”接着，这位信佛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许我发表，正象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

这次访问以后几个月，可怜的邵力子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就为这个抗日问题，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轻人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再讲理了，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答复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后来也“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则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围困，奋勇拒捕。

可是，在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邵力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这些安排。

三

汉代青铜 （上）

西北的危机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发，富有戏剧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张学良少帅统率下的大军同他以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灭的“匪军”令人惊诧地结成了同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发展，甚至在蒋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蓝衣社宪兵总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西安府的监牢里关着大约三百名共产党员，蓝衣社还在继续搜捕。当时空气极度紧张。到处是特务和对方的特务。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这些兴奋紧张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和当初不得已才让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这里报道出来。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红军战士。在北京为我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这封介绍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的。但是除了这封介绍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希望。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了，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1。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物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些背景情况，才能说明当时已经达成的秘密谅解的基础是什么。

大家知道，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主宰满洲三千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立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