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1外国租界当然没有遭到攻打,国民党只占领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部分。

贺龙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同一队大约四十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个人员傅锦魁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得并不完全确切:傅锦魁(译音)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我的这头牲口的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床爬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它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

李长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狈相,不禁大笑。“你坐的马鞍倒不错,通知,不过马鞍下面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抱怨的份儿,因为毕竟我算老几,能够骑马;但是对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说道:“请你告诉我,李长林,你们怎么能够起着这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的红军骑兵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啦’?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农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线去!”

我决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劝告去办。“但是,李长林,你自己怎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啦’?”“我,‘坏啦’?决不是!但是前线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