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可是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作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室变成了饭堂，但总有四、五个“共匪”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个连都有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有些列宁室有留声机，那是从以前官员的家里或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一天晚上，他们开美国维克特罗拉留声机招待我，说是高桂滋将军送来的“礼物”，当时，他在陕绥交界地区指挥国民党军队打红军。高将军的唱片，除了两张是法国的以外，全是中国的。法国唱片其中一张灌了《马赛曲》和《蒂珀拉赖》。另一张是一首法国滑稽歌曲。这张唱片引起惊愕的听众纵声大笑，虽然一句话也不懂。
红军有他们自己的许多游戏，而且不断地在创造新的游戏来。有一种叫做“识字牌”，是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他们的基本汉字的比赛。另一种游戏有点象扑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别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革命万岁”和“苏维埃万岁“！低分牌上写上的口号，根据政治和军事目的而不同。此外，还有许多集体游戏。共青团员负责列宁室的节目，每天也领着大家唱歌。其中许多歌曲是配着基督教赞美诗的调子唱的！
所有这些活动，使士兵们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没有看见过随营商人或随营娼妓和红军部队在一起。吸鸦片烟是禁止的。不论在我与红军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参观过的营房里，我都没有看见过鸦片烟或烟枪。除值班外，并不禁止吸香烟，但是有反对吸烟的宣传，吸香烟的红军士兵似乎很少。我请他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谢绝。
这就是后方正规红军战士的有组织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传捏造大为不同，而根据这些宣传捏造，你很可能以为红军的生活是纵酒宴乐，由裸体舞女助兴，饭前饭后都大肆劫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其实也谈不上纯粹。事实是，任何地方的革命军队总是有过于禁欲的危险，而不是相反。
红军的有些办法，现在已为蒋介石的精锐“新军”和他的新生活运动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条件来实现。但是红军说，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仿效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这种革命觉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红军的政治课——那里你可以听到深印在这些青年的脑际，使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简单的信条。
六
政治课
一天下午无事，我就去找红军政治部的刘晓，他的办公室在预旺堡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
我见到的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已经不少了，但是士兵群众却不够。到现在已经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通过共产党派在部队每一单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会争论，他们究竟是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坏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在这里却不想作这样微妙的区分。重要的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我对刘晓说，“我已见了不少指挥员，但士兵却见得不够。普通战士究竟怎么样？这些反帝和阶级斗争的玩意儿，他到底相信几分？我要去参加他们的政治课，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们的方言太多，我一个人去不能全听懂。”
刘晓是我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二十五岁的青年，面容清秀聪明，态度极其温和谦恭、彬彬有礼。我感觉到他内心中对自己同红军的关系极为自豪。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没有权利闯到他那里去打扰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尽一切可能协助我。他有好几次充当我的翻译，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我也认为，他厌恶外国人，后来他向我谈了他的简短自传以后，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国土上曾两次遭到外国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刘晓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东景书院的学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来是个虔诚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热心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天他领导一次学生罢课，被学校开除，家庭与他断绝关系。他对在中国的“教会的帝国主义基础”有了认识以后，就去了上海，积极参加那里的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获释后，又找到了同志们，在共产党地下省委领导下工作，又被英国警察逮捕，关在有名的华德路监狱，受到电刑拷打，要他招供，后来移交给中国当局，又关监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获自由。当时他才二十岁。不久之后，他就由共产党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苏区，从此就一直在红军里。
刘晓同意陪我一起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这是一军团二师二团的一个连在开会，有六十二人参加。这是
该连的“先进小组”；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小组”。红军中的政治教育是通过三个大组进行的，每个大组分为上述两个小组。每一小组选出自己的士兵委员会，同上级军官商量办事，派代表参加者苏维埃。这三个大组中，一个是由连长以上军官组成；一个是由班长和士兵组成；一个是后勤部队——炊事员、马夫、骡夫、通讯员和少先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