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当别人请他的妻子康克清谈一谈她认为她的丈夫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性格时，她说道：“其次，他对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负责。第三，他喜欢跟一般战斗员生活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谈话。

“朱德对弟兄们说话非常朴实，他们都能听得懂。有时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帮助农民们种庄稼。他常常从山下挑粮食到山上。他非常强健，什么东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点钟不睡，早晨总是五、六点钟起床。

“他喜欢运动，但是也喜欢读书。他仔细订出读书计划，熟读政治、经济的书籍。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谈天，有时也开开玩笑，虽然并不象毛泽东那样幽默。他一般没有脾气，我从没有跟他吵过嘴，但他在战斗中却要发怒。打仗时朱德总是在前线指挥，但没有受过伤。”

我没有会见朱德的好运气，因为当他到达陕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幸运的是朱德马上就被全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现在竟有机缘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变”以后，就有人到苏区去访问，韦尔斯女士是第二个会见中国红军领袖的外国人，康克清上面这番话就是对她说的。下面简述的朱德自传，是朱德亲口对韦尔斯女士说的，这改正了过去许多不确的记载。它里边没有富有戏剧性的叙述，这对于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韦尔斯女士所说，“朱德决不会写出一部自传，因为他以为自己个人不能离开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为他的生涯的真实记载，下面的自传仍有无限的价值。

朱德这样叙述他一生的经历：

“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叫马鞍场的村子里。我家是穷苦的佃农。为着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们租了二十亩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丁姓地主的私塾。他要我缴学费，而且待我很坏，好象这是慈善事业似的。我在家里吃饭睡觉，每天走三里路上学。放学后，我干各种活，如挑水、看牛等等。我在这家私塾里读了三年书。

“后来在地主的压迫下，我们这个大家庭无法再过下去了，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分了家。我被过继给一个伯父，到大湾去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亲待我很坏，但这个伯父却受我如同亲生儿子一样，送我上学念了六、七年古书。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读书，一面又不得不干各种活。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过科举，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顺庆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六个月书，又在一个中学里读六个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个体育学校里读一年书，后来回到故乡仪陇县，在本县高等小学里教体操。一九〇九年，我到云南的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才离校。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一个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故事给我很大影响，这是织布匠和别的走村串寨的手艺工人讲给我听的。他们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革命的倾向，一九〇九年我进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六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上的叙府、泸州一带。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当时稍有声誉。不过我们遭受重大损失，在战争中半旅以上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地方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