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做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
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卖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
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二人：跟随陈诚有年的刘绍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束手无策”。
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
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
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
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静肃、秘密”；
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
陈诚认为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战胜红军。
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的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其一，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一个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发子弹便可打死20人，每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名红军。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还不够他三个团打，最高限度用十团人，也就可以全部消灭红军了。
其二，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个红军，一小时放12枪，可打死12人，3000人用6小时便可打死216000人。因此消灭红军只要有千把个战斗兵就可以说绝对不成问题。
双方的作战行动被陈诚变成一场单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标、任随你怎么开枪的胸环靶。沙场宿将瞬间变成一个掰指头演算的劣等生。能够明白的倒是：当年放跑刘兴的陈诚所说的“自相残杀”，不包括“围剿”红军。
在爬山训练上，陈诚的理论就不那么离谱了。
汲取前四次“围剿”的教训，陈诚从红军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中总结出应对的四点：
一、练习爬山。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超巅越绝”、“缒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
二、娴熟地掌握“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练就过硬的、基本的战术技术。
三、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和“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
四、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
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在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账，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在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三、战场与战将（二）
对工农红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围剿”中，打怕了蒋介石的八大金刚。
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却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
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
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两万余人。
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瑞卿1928年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于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答了这样一句：“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对刘伯承这番话，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闇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军事上可资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周恩来选中了刘
伯承。
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参谋团，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2日拂晓，从马回岭又赶来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元帅：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因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而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的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从九江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中了。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作出三项决定：
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被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
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
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
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
如果张发奎当时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
1927年3月入党的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但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的这第一枪，对他影响重大。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参谋，回忆说，入党时刻“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军官，宣布：“c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天晚上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脱离旧军队，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涯。
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的六位大将中，三位大将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位大将以隐蔽的身份从旁协助起义；两位大将因南昌起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三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
陈赓大将1926年9月被党派往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1927年2月返回上海。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后去武汉，武汉又发生“七一五”事变，于是他随周恩来奔赴南昌，参加组织武装起义。在起义中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贺龙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
粟裕大将当时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南昌起义中所在中队负责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许光达大将当时是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他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大将是张云逸。他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遂转入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本人还担任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不被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张云逸后来与邓小平一道，参加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
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会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
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