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1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张学良、王以哲在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谈中，表示同情中共的抗日主张，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红军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各守原防，红白通商。

3月，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请中共在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博古4人中选一位来肤施，与他谈判。肤施即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

4月，周恩来应邀前往肤施，在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2000年5月，香港凤凰卫视播映1993年制作的张学良访谈录《世纪行过》，张学良还能清晰地回忆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的长谈。

“我最佩服周恩来”，1993年已经92岁的张学良侃侃而谈。他说周恩来“反应快，几句话就明白，不用啰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周恩来的作用很大”。

张学良最后还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当然是指周恩来。张学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但能够顺势而为，而且成为时代大势的推波助澜者，的确值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其表示钦佩。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经过两个月来的多次讨论，决定将统战工作重点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

“三位一体”、“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对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命令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国难当头之际，他愿意忘记。

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苏联的态度都极其重视。因此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取得联络，不论是对推动张学良“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大联合，还是对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6月29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从总的战略上看，站在红军和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应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毛泽东最后说，关于西渡黄河靠近苏联问题，日内将征求国际意见。

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信中对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颇为担心：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来，给张学良通报的情况，对张学良安全的关照，几乎与对待自己的人一样。

8月12日，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8月13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承诺代杨虎城设计解决的“一切顾虑与困难”，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苏联。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设计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张学良忘记了他当初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却并没有忘记。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弃抗日反蒋的观点，放弃利用两

广事变和其他内战削弱蒋介石统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国范围统一战线；尤其“不能把张学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指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带有“抗日反蒋”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统战放在东北军方面，而要把统战重心北移到全国去。

核心是不同意红军与张学良的联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待抗日反蒋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出现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以为基本找到了克服艰难局面的好方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迎面泼过来的却是冷水。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长城各口之后，分兵侵入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异常危急。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20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以统率大军，收复察失地。

对冯玉祥1927年背弃对苏联的承诺投向蒋介石，斯大林同样记忆犹新。苏联不但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毫无兴趣，《真理报》还发表文章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久，《真理报》再发表评论：“冯玉祥重新出来反对南京政府，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冯玉祥虽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军队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最终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被形容为“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与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军失败。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斯大林对蒋光鼐、蔡廷锴也无兴趣。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指出；“……这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因而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应当反对一切中间势力，在国际上应当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是“要兵不要官”。

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产生很大影响。导致这一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珍贵机会最终丧失。

对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更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也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所有反蒋的抗日力量，皆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现实。他始终感兴趣的，一直是拥兵数百万、控制全国政权的蒋介石。他的老朋友鲍罗廷回国后说过一句话：“如果再有一位中国将军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万岁’，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安局那里去。他们无非是想要几条枪。”

斯大林正是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冯玉祥、蔡廷锴、张学良。

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弃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提出，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但毛泽东最清楚不过，“联蒋抗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谋求军事上的发展，只期望谈判解决问题，不但远水不解近渴，可能还会最终无水解渴。

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十分紧迫。

在呼吁与国民党谈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而“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为此，部署大致定为：

以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12月开始渡河；

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明年）夏季到达肃州附近；

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陕南苏区之联系。

电报还说

，“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城市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陕北、甘北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的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这封电报的分量是很重的。毛泽东告诉了共产国际，内战与不内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愿。国际和苏联不拿出具体行动和办法，中国的内战很可能无法避免。如果苏联方面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红军，“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外蒙”；如不能提供帮助，红军西进攻取不克或与南京谈判不能达成协定，便只好决心实施黄河以东的计划以求生存。但这一方向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将无法避免和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思考，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征得苏联同意——斯大林同意——之后，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占领宁夏和甘西以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并明确表示在红军占领宁夏地区之后，将从外蒙给予红军以技术上和物资上的帮助。

至此，经过前后一年多的多次酝酿变化，一直探索实施道路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终于正式确定予以实施。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三军领导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至于占领甘肃西部问题，等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夺取。电报特别要求三军领导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这个“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东北军）取得密切配合”。

这时打通国际战线、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不但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成为陕北根据地周围凡愿意与红军保持关系的友军关注的焦点。

10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的问题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不但红军、即便友军也对这一战略行动寄以极大的希望。

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由东征战役到西征战役，由宁夏战役到最后的远征新疆，一步一步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计划，踏上了一条不归的路程。

为完成这一使命，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西路军。

西路军的命运与劫难，其担负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复杂，以及斗争之艰苦卓绝和历程之可歌可泣，毫无疑问将是一部巨制宏篇。写好它，有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中最为动人的著作之一。

东征，西征，皆为张浩带回来的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这句话。也皆因工农红军面临局面之严重和本身困难之严重。

斯大林这话不再是教条，是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希望。

在严重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真是一句顶万句。

三、个人决心中的历史，历史决心中的个人

张国焘的分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因内部分裂而覆辙的危险。朱德曾经回忆说，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心情沉重。毛泽东甚至作了给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做工作的打算。

由张国焘掌握控制的实力有：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中央红军五军团改编的第五军、九军团改编的第三十二军；共计七个军，八万余人。

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七千余人。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到一万三千余人。论实力，完全无法与张国焘相比。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十五军团主力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也是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老部队，原来一直受张国焘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以前，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

现在不少人以为张国焘的分裂纯系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开始就是孤家寡人。他们把历史作出的结论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搞混了。

由于张国焘掌握强大的实力，再加上当时很多情况并不清楚，连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都对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混乱，四方面军同志就更是情绪激动。态势是非常严重的。

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大殿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外挂着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张国焘先讲话，攻击中央率军北上是逃跑主义。然后他对朱

德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不紧不慢地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于是就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刘伯承站出来说话：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于是攻击的矛头又转到刘伯承身上。

张国焘办事历来不乏决心。这回他更是决心把事情做到底。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了。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朱德这些话讲的是很有分量的。陈毅说过，朱德在南昌起义余部天心圩整顿中讲的“革命须自愿”、“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两条，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现在朱德在卓木碉讲“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这两条，既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又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感情基础。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对张国焘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人都傻了眼”；“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多次被蒋介石通缉，已经习以为常了。如今居然被党内自己人通缉，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即使被通缉，毛泽东也不忘对这支红军部队的争取。

11月12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致电四方面军：“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并指出，现在国民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何应钦都在污蔑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托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我们党中央，“请你们严重注意”。

同日，张国焘电毛泽东等人，称南下红军已“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以命令的口吻说“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双方都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优势。都要求对方改变做法。

事情难以转圜。很显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绝对优势，张国焘不会回心转意。

12月5日，张国焘干脆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今后，“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并宣布“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分裂达到了顶点。

这一分裂的最终解决赖于三个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影响。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情况很明显，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难以解决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

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

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实际情况是，在当时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论是让步还是警告、哪怕借用共产国际的权威，都还不可能扭转张国焘。除去依靠强大实力，其分裂行动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陕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