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晨，马丁·贝克一路低哼着歌儿出现在瓦斯贝加，穿过走廊时，一个办事员惊讶地注视着他。
虽然只有一个人过，但整个周末他都觉得很舒服。事实上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这么乐观是什么时候了。
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夏季还不算太坏。
冲破斯韦德那个上锁的房间的同时，他也冲破了自己的牢笼。
他把从仓库账册上抄下来的摘要摊开，在一些看来值得关切的名字旁边加上检查标记。然后他开始打电话。
保险公司有一件最要紧的工作——尽量赚钱，所以他们总让他们的员工忙得团团转。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也会井然有序地保存好所有的文件，害怕会有人来诈骗，钻法律漏洞，让公司蒙受损失。如今这种疯狂的工作节奏已走到绝境。
“不可能，我们没有时间。”
他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付他们，例如，他星期五傍晚用来对付实验室那个技师就是其一。另外一个是，假装比他们更急迫。这在公家机关经常奏效。身为警察，你很难叫其他的警察。但是对其他的人，这种方法非常好用。
“不可能，我们没有时间。这很紧急吗？ ”
“的确非常紧急！ 你一定要找时间帮我弄好。”
“你的直属上司是谁？ ”
等等等等。
答案一个个冒了出来，他一一记下来：补偿给付完毕、案件结案、被保险人在债务偿清前死亡。
马丁‘贝克不断打电话、记笔记，那些账册的旁边已经写满了东西，不过他当然没有每个问题都得到答案。
在他打第八通电话的时候，他突发奇想地说：“公司付了保险金之后，那些毁坏的商品都怎么处理？ ’’
“我们当然会检查一下，如果还可以使用，我们就廉价卖给员工。”
是嘛。这也算是一笔小小的利润，当然了。
突然他记起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些经验。大约二十几年以前，他结婚后不久，有一阵子经济非常拮据。
在英格丽——成就这段婚姻的主因——出生前，他的妻子曾经在保险公司工作，当时她常常可以在公司买到很多折价的肉汤罐头，味道不是一般的差，罐子也常在运送的时候被撞得歪七扭八的。他们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月都靠那些罐头维生；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不喜欢喝肉汤。也许卡尔·斯韦德或是一些专家也尝过那些难喝的液体，发现它不适合人类。
马丁·贝克还没拨第九通电话，突然电话就响了起来。有人有事找他，当然那不可能是——“喂，我是贝克。”
“喂，我是耶尔默。”
“嗨，真高兴你打电话来。”
“是啊，不过你似乎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不管这些了，我只是想帮你最后一个忙。”
“最后一个忙？ ”
“在你升为局长之前。我知道你已经找到弹壳了。”
“你检查了吗？ ”
“那你以为我打电话来干什么？ ”耶尔默不悦地说，“敝部门可没有时间打电话跟人闲聊。”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马丁·贝克想。如果耶尔默打电话来，那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发现，不然通常你只能收到他写的条子。
马丁·贝克大声地说：“你真是太好了。”
“你说得没错。”耶尔默同意他的话。“是这样的，你拿来的那个弹壳已经磨损得相当严重，很难从上面发现什么。”
“我了解。”
“你了解才怪。我猜你想要知道它是否与自杀用的那颗子弹吻合？ ”
猜。”
“没错。”
一阵静默。
“没错，”马丁·贝克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它们非常吻合。”耶尔默说。
“真的？ ”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我们从不瞎“对不起。”
“我想你没有找到那把枪吧？”
“没有，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刚好知道，”耶尔默冷淡地说，“它现在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在国王岛街特别小组的巢穴里，目前是一片愁云惨雾。
“推土机”已匆匆赶到警政署去请示。警政署长告诉他们不准将消息外泄，而奥尔松非常急切地想弄清楚是什么事情不能外泄。
科尔贝里、勒恩和贡瓦尔·拉尔森三个人都沉默地坐着，他们的坐姿让人想起罗丹的“思想者”。
有人敲了敲门，而几乎同时，马丁·贝克已经站在房间里了。
“嗨。”他说。
“嗨。”科尔贝里说。
马丁·贝克点点头，贡瓦尔·拉尔森则没有反应。
“你们看起来不太高兴。”
科尔贝里看着他的老朋友说：“事出有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没有人会自愿到这里来。”
“我倒是自
愿来的。除非有人给了我错误的讯息。听说你们抓了？个叫毛里松的痞子。”
“是啊，”勒恩说，“鹿角街那件案子的凶手。”
“你找他干什么？ ”科尔贝里质疑地说。
“只是想和他见个面。”
“干吗？ ”
“想和他谈谈——假设他知道该怎么跟人谈话。”
“这点你不必担心。”科尔贝里说，“他是个大嘴巴，但是没有用在正确的用途上。”
“他不承认吗？ ”
“可想而知他不会承认。但是依照我们手上的证据，他是跑不掉了。我们已经在他住的房子里找到他作案时的装扮道具，还有凶器，而且我们也证明那是他的。”
“怎么说？ ”
“枪上的编号被磨掉了，金属上的磨痕和他家那台研磨机所磨出来的痕迹，在显微镜下非常吻合。罪证确凿。但是他还是一直否认。”
“对啊，而且证人也指认了他。”勒恩说。
“嗯——”
科尔贝里开了口，但是并没有马上接下去。他在电话上按了按，并对话筒大声下了几个命令。
“他们现在就带他下来。”
“我可以在哪里和他谈呢？ ”
“用我的办公室。”勒恩说。
“好好对待那个白痴，”贡瓦尔·拉尔森说，“他是我们仅有的了。”
不到五分钟，毛里松就出现了，和一个警卫铐在一起。
“这似乎是多余的，”马丁·贝克说，“我们只是谈谈话罢了。
打开他的手铐，到外面等一下。”
警卫打开了手铐，毛里松紧张地抚着右手腕。
“请坐。马丁·贝克说。
他们在书桌旁相对而坐。
马丁‘贝克以前没有见过毛里松，他注意到这个男人似乎情绪非常激动，也非常紧张，一副快要崩溃的样子。这并不令他感到惊讶。
也许他们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但也可能没有。有些杀人犯在被捕之后，精神状况都不太稳定，而且会失去理性。
“我只是替死鬼罢了。”毛里松尖声说，“那些警察或者别人在我家布置了一些伪证。那家银行被抢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城里，可是连我的律师都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 ”
“你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吗？ ”
“不是。你为什么这样问？ ”
“你说‘布置’，这不是瑞典人的用语。”
“哦，要不然该怎么说？ 警察冲进你家而且放了一顶假发、墨镜、枪，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然后他们假装是在你家找到的！ 我发誓我从来没抢过银行，但是连我的律师都说我没有翻身的机会，你还要我说什么？ 承认我杀了人？ 杀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我快要发疯了。”
马丁‘贝克把手伸到书桌底下按了一下按钮。勒恩的书桌是新的，上面巧妙地装配了内藏式录音机。
“事实上，”马丁·贝克说，“我和那件案子毫无关系。”
“是吗？ ”
“是，毫无关系。”
“那你想要干吗？ ”
“谈点儿别的。”
“谈什么呢”
“一件你非常熟悉的往事。时间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一箱西班牙利口酒。”
“什么？ ”
“事实上我已经查过所有的文件。你合法进口了一箱利口酒，向海关申报并付了关税，除了关税还付了货运费，对吗？ ”
毛里松没有回答，马丁·贝克抬头看见那个家伙大张着嘴，满脸震惊。
“我已经搜集到所有的资料了。”马丁·贝克重复道，‘‘所以我假定我说得对。”
“是的，”毛里松终于说话，“你说得没错。”
“可是你根本没收到那箱酒。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那个箱子在运输的时候意外毁损了。”
“是的，虽然我并不认为那是个意外。”
“对，这点你说得很对。我相信是那个仓库管理员，叫斯韦德吧，故意把它们打破的。”
“你说得完全对，事情就是这样。”‘“嗯，”马丁‘贝克说，“我想你对这些事也很厌烦了，也许你不想谈这个老故事？ ”
过了很久，毛里松才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谈呢？ 说些我真正做过的事，可能会好些，要不然我会发疯。”
“那就如你所愿吧。”马丁·贝克说，“依我看来，那些瓶子里装的不是利口酒。”、“目前为止你是对的。”
“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先不管。”
“如果你有兴趣听，我可以告诉你。那些瓶子是在西班牙装箱的，看起来像是酒，其实是制造吗啡的原料。那个时候那是非常抢手的东西，那箱货的利润很不错。”
“是的，但是就我所知，走私这种有堕胎作用的东西——因为它是可以拿来堕胎的——会被判很重的罪。”
“你说得对。”毛里松说，他的态度就好像他以前一直不知道这点似的。
“所以，我推断你被这个斯韦德勒索。”
毛里松没有说话。马丁·贝克耸耸肩说：“我已经说过，你可以不回答。”
毛里松依然很紧张，他不断改变坐姿，而且双手不停发抖。
马丁’贝克心想，他们一定对他施加了相当大的心理压力，他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知道科尔贝里会采用的方法，它们大都很人道的。
“我会回答你，”毛里松说，“不要停，这些事可以让我回到现实。”
“你每个月付斯韦德七百五十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