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里流出来，却从鼻子里淌了下来。我呆呆站着，使劲抽动鼻子。一条伸到我鼻尖的香中纸吓我一跳。王先生送来香中纸，说：“好好说着话，你怎么啦？”
我从怔忡状态苏醒，发现人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接过香巾纸撬鼻涕，一边擤一边告诉王先生：“我突然陷入沉思了。”人们哑然失笑。王先生用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对我点头。我恼火地发现真话就是没有人相信。
我只好去上趟厕所。幸亏厕所供不应求，我可以靠在一边呆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我回到铺位上，人们已经在打扑克。已经不注意我了。时间真是一剂良药，一剂从宇宙进口的广谱抗菌素。
只有王先生一个人还对我保持着警惕，我从厕所走回来，他偷偷观察我。我在毛巾上擦手，从包里取出苹果，坐
下，专心专意削苹果，王先生在这时流露出他的工人师傅本性，利用看报来监视我。我刚才一定吓坏了他。当一个人沉思时肯定超凡脱俗得像个精神病患者。我也是见鬼了。平日极少搞什么沉思，偶尔心有所得却偏是在火车上。
我削好一个苹果递给王先生。我决定哄哄他，不然他会在整个北京之行中拿我当病人对待。
“王先生，刚才不好意思。我在炒点小股票，被套住了一万多块钱，想起来人就急。”
王先生恍然大悟。“可以理解。完全理解。”
王先生丢开报纸，接过苹果吃起来。他说：“激谢。”他兴趣盎然地说：“炒股你还太嫩了。我们家从前是裕华纱厂的股东，你买的什么股？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我伤心地说：“别提股票了。”
“好好，你难过就不提吧。”
王先生又去看报。
我满意地吃苹果。苹果汁淌在手里，我就拍在脸上，广告已经浸透我的潜意识，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保护皮肤。
吃完苹果。我找王先生说话。我和王先生来自不同的单位，昨天都还不认识，今天彼此也还没个了解，可我发现王先生似乎没兴趣和我说话。他给我买盒饭，倒开水，送我香中纸，但不问我的过去现在，也不谈我们到北京将怎么安排。他太正派了。我想，和一个太正派的人出门旅行是多么枯燥无味。
车厢里的大灯一熄灭。王先生就睡觉了。我觉得九点半睡觉太早。坐了一会儿又觉得怪没趣。也去躺下。我一躺下，王先生就转身侧睡，让背脊对着我。我望着王先生的背脊愤怒起来。他准是恨我。恨我用他们的钱。他和金经理恨我们领导和我。这种恨多么像阶级斗争。我几小时前还发誓不搞阶级斗争。此刻就身不由己了。
“王先生。”
王先生转过身来。“什么事？”
“您知道我这次到北京的前因后果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眉小姐，我主张尊重个人隐私。”
“这里头没什么隐私！”
“我知道。你还是个小孩子。”
“我不是小孩子了。”
“像个小孩子。”
我又找了一个话题发难。“你们公司做什么生意？”
“棉花。”
“可你们那儿堆满美容健身器材？”
“现在这种生意走俏。”
“这也属于你们经营范围吗？”
“怎么不属于？美容不用棉球棉纱之类的？”
“天知道你们瞒着我们赚了多少钱！”
“眉小姐又说孩子话了。你管别人赚多少？你应该只管别人交了你多少。我们一年交你们四十万，从没少一个子儿。”
昨天乍一见王先生负责公关部还觉得十分可笑。看来对许多事物随便发笑那只能说明我的无知。
“王先生，您不喜欢聊天是吗？”
“也不一定。得看聊什么。”
“英国王室去年闹得可不像话，最近梅杰首相在议会宣布，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王妃正式分居。可他们看上去真是一对天成佳偶呀，您说呢？”
“我说不出什么。我最不喜欢聊的就是别人的私生活。”
王先生露出白牙齿对我礼貌地笑了一下又转身面壁而睡。
我醒来的时候，王先生正翘着指头弹平他名牌西装上细细的皱榴。我从人缝里盯着他看，研究了他好半天。我觉得他与一般男人不太一样。但我没研究出他与众男人的不同之点在哪里。不过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是我在北京的银行，我得和他搞好关系。得找个机会捧捧他。
播音员请乘客们引颈遥看芦沟桥之后，列车车轮滚滚，直逼北京城。乘客们兴奋起来，男人们从行李架上搬下了行李，女人们悄悄换下了旅行装，穿上裙子什么的。王先生很郑重地系好他的领带。旁边有人非常友好地称赞王先生的服装。我抓住时机，给王先生背诵了一段不知从什么报纸上记住的新闻，借以恭维五十岁的王先生能够敏锐地掌握当代社会华丽包装的重要性。
“去年岁末，拳击界的后生小子里迪克·鲍快拳得
手，将霍利菲尔德轰下了拳王宝座。前拳王霍氏声称经纪人和裁判在比赛中做了手脚。问题在于没有多少人理会霍利菲尔德的委屈。打抱不平一词已成为历史。拳王是偶像。偶像应具有磁性吸引力。偶像是明星，明星应具有耀眼的风采和新闻效应。而霍利菲尔德在佩戴拳王腰带的两年里，只有一次手拿《圣经》出现在训练场给人以新鲜感。除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老拳王阿里、福尔曼、费拉希尔以及正在服刑的泰森全都懂得在他们全盛时期让自己的名字闪闪发亮。”
王先生说：“好。有意思。但我听不出在哪儿表扬了我。”
我说：“关键在结尾几句话呢。”
乘客中一些男人比王先生着急，说：“快说结尾快说结尾。”
我背诵：“职业拳击是商品。在当今社会里，商品首先必须富有华丽的色彩和新潮的包装。缺乏商品魅力——这就是前拳王霍利菲尔德的不幸。而我们王先生深谙其道，如此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地进京，一定会马到成功，事事如意。”
王先生呵呵大笑。周围的乘客向我鼓掌。掌声使我很开心。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窗外已是北京的高楼和道路。
王先生破天荒地拍了拍我的肩，说：“北京到了！”
“北京到了。”
“谢谢你的吉言，我终于到了北京。我喜欢北京。我想念北京。”
王先生在漫长的旅途最后一刻对我袒露出他个人的真情使我非常高兴，我想我终于撕开了这个人的假面具。我高兴得信口雌黄：“我也想念北京。”
“真的吗？”
“真的！”
王先生慈祥地看着我，小声说：“到北京住下以后，你可以先从我这儿拿一千块钱去用。写个收据就成。”
我一个劲点头。
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我进京的过程是多么漫长曲折呵！
一个文弱的男人在站台接我们。
事先没谁告诉我说有人接站。所以当这白脸男人急切地斜穿过来夺王先生的箱子时，我啊呀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乘客纷纷回头往这儿看。白脸男人厌恶地横了我一眼。王先生连忙向我介绍：“这是我北京的表弟。”
我说：“您好。”
为了弥补方才的冒失，我主动与王先生的表弟握了手。
“您好。”他用标准的北京话对我说。说话时居高临下俯看着我，瞳仁里寒光闪闪。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就触了个霉头，这使我十分沮丧。
更沮丧的是坐了十几分钟的出租车，钻出车门一看，我们来到了一家招待所。
在刚才过大街时，我从车窗里已经看出北京大变样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高级饭店，宾馆，商厦，精品服装店和洋名字的餐馆比比皆是。我想我还真来对了。这次真要好好住它一住，玩它一玩，看看首都新气象。
招待所很没有模样。地上贴着浴他里头的那种瓷砖；且还东缺一块西缺一块。人造革的沙发全磨出了极不雅观的坐痕，屁股常坐的两块油亮，四周是黑色污垢，墙上装模做样挂了几只钟表示不同国家的时刻，但只有中国的时针在走动。
我失声道：“我们住招待所？”
王先生说：“不住招待所住哪儿？”
王先生拿了我的身份证去服务台办住宿手续。王先生的表弟突然在我身后说话了。
“北京不是很好找住处的，五十块钱的标准想住带卫生间带电话的房子太难了。我费了很大劲。”
“五十块钱一天？”我问，“你还知道什么？比如我每天吃饭的标准？”
“我不知道。我表哥只让我帮忙联系住处。”
我再次沮丧得说不出话来。谁让我在武汉不当着郭主任的面请金经理说个住房标准呢？我太没经验太善良了。
房门开处一股招待所味道冲面而来，王先生赶紧闪到一边让气味跑掉，我说：“宾馆就不会有这种味道。”
王先生说：“宾馆有宾馆的味道。都有味道。”
王先生在房间视察了一圈。拿起电话听了听。开了一下电视。冲了冲抽水马桶。最后站在房中央拍拍手上的灰，说：“真不错。都没坏。”
我按了按床垫，还比较柔和。我一屁股坐上床，耸了两耸。踢掉鞋子。“就这样吧。” 我说。
“这里真不错。地点多好，出门走十分钟就是王府井，购物旅游特别方便。”
王先生从箱子里取出一只小皮包。给了我一千块钱。我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手续就清了。我的心情随之好了许多。我从床底下勾出拖鞋，趿上，准备到王先生房间视察一番。
王先生锁好箱子。说：“你休息吧。我得另找住处。”
我跌回床上。
王先生苦着脸说：“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必须住在方便工作的地方，你需要住在方便游玩的地方。金老板就是这么交代的。”
我站在窗前，看着王先生和他表弟并肩走出招待所。他们满面喜
色交谈着，上了一辆出租车。两小时之后，我被电话铃吵醒。王先生在电话那端说：“我住在西苑饭店。电话是八三八0二二七转一五0一房间。有事随时联系。］
挂上电话后我穿着拖鞋就下了楼。我问总服务台一个年轻男孩：“西苑饭店几星级？”
男孩说：“四星。”
旁边一个小姐纠正道：“三星。”
男孩说：“老三星新四星，你知道什么？”
小姐坚持：“就是三星。”
无论三星与四星，关键在于西苑是有星级的。王先生将我扔在招待所。自己住到离我很远的星级饭店去了。资本家的狗崽子。奸商。我在火车上作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对我毫无感情。社会真是挺复杂的。我一路上都有点儿内疚，对我们领导，对金经理和王先生，我想我太调皮捣乱了。此刻愣在招待所肮脏的大厅里想想，不内疚了。比起我们领导的精心策划，比起金经理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比起王先生的阴险自私，我做得很不够。
当我再次听到电话铃声，已是次日早上七点半。
“喂。”
“早上好眉小姐。”
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
“得了。叫我眉红。”
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
“可我今天要去长城。”
“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
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
“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
“说！”
“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
“知道了。”
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
“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
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
“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
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
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
“我准备坐面的。”
“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
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
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
“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
“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
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
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
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
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下车了。
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
“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
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
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
中华民族的志气。
最后一次去做实验。我又遇上了我熟悉的奔驰。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在哪儿窥视着我。我穿着高跟皮靴的脚刚从面的上探下来，它就无声地朝我开来。
司机说：“小姐您好。”
我说：“您好。”
“老地方吗？”
“对。”
三个小时之后我走出大楼，发现这辆奔驰在等我。司机为我开了车门，引得穿白制服的小伙子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司机说：“小姐请上车。”
司机一口油滑的京片子。头发吹得一丝不乱。真丝前克。中指上戴了一枚澄黄大戒指，我的司机多时髦多体面——是他自己把出租车弄得像我的私人车了。
“小姐您想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他提醒了我。我的工作完成了。旅游正式开始。七夭来，我每天经过马甸桥。每每路过，心总是一动。我说：“附近有座马甸桥吧？”
“对。就在前边。”
“那就去马甸桥。”
“马甸桥哪儿？”
“就是桥。”
“好咧。”
马甸桥成了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几年前，我匆匆路过北京，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桥上散过步，伏过桥栏杆。伏在栏杆上看月亮。那夜的月亮大而圆，清辉凌凌。我在翌日早晨就要离京。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相信物质不灭定律。声音是一种物质。这句话既出了口，声波将从此回旋飘浮于空中。我想再次触摸这句温暖的话，触摸那种真诚的心情，以慰我连日来在一系列虚伪中度过的痛苦。
司机今天很喜欢说话。
“您住马甸桥附近？”
“不。”
“您是北京人吗？”
“不。”
“您在马甸桥要我等您吗？”
“不用。”
“您又要换车？”
我拉长声音说：“对了。”
司机诡秘地笑了。“小姐您是安全部的吧？”
这想法不错。到底是北京司机，政治敏感性极强。
“你怎么看出来的？”
“咱见的人多了。”
“敢情你这几天在主动为安全部提供一流的服务？”
“我这人喜欢冒险。我希望丰富自己的阅历。男人嘛，总应该见多识广。”
“太好了。见多识广的人一定懂得冒险行为要适可而止。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
司机立刻收敛了笑容。“当然。小姐，我是和您开个玩笑。其实我对您一无所知。”
我说：“没关系。我也是开玩笑。”
奔驰差一点撞到马路中间的分隔栏上。我说：“你放松一点。我真是开玩笑。”
司机点头，不吭声，脖子挺得僵直。他不相信我的真话。我本是一个搞棉检的工程师。坐奔驰已超过五分钟。不开玩笑容易晕车。我不愿意吓唬一个对我热情周到的北京司机。他仅仅有点自以为是。不算大毛病，谁不有点自以为是？
下车时我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是一个工程师，不是特工。”
司机说：“是误会。您走好。您说的我都明白。请您忘掉我本人和我的车号。”
“可我根本就没记住。”
“那就谢谢您了！”
一切口舌都白费了。没有人相信真话。我上了马甸桥，看见我的奔驰箭一般离去，消失在北京车的海洋里。
我伏在马甸桥栏杆上怀念着我那兄弟般的朋友。可我马上发现现在的人们不让我怀念什么。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美元。我摇了头。不一会，又有一个人靠近我问我要不要宠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什么宠物。他从前克里头掏出了一条小狗。小狗用婴儿般无暇的眼睛望着我。我摸了摸小狗的头。狗主人说：“看来你们挺有缘分的，便宜给你得了。”
“多少？”
“一万五人民币。”